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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类法，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之一，是分类大部分中国古籍的方法，分经、史、子、集四类，这四类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所有书籍。
1、起源
春秋时期，孔夫子整理文献，将其编为《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即每类各有其书。西汉时，刘向父子编就《七略》，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大部分，其中辑略实为总序，故可以暂称六分法。
但是，文学、历史、佛经、阴阳家、五行家的文献增多，这种分类方法已无法满足分类需要。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书籍，又得汲冢竹书，便仿依《魏中经簿》编成《中经新簿》，首次将图书分成四大类。
2、优点
四部分类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信息的结构，从而更好地掌握信息。此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记忆信息，从而更好地掌握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更好地把握信息的结构，更好地记忆信息。
四部分类法四部介绍：
1、经部
经部收录了儒家的“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2、史部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
3、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如《庄子》《韩非子》等，以及释道宗教的著作。
4、集部
集部收录汇集几个作者或一个作者的诗文集，如《唐五十家诗集》等，以及文学评论、戏曲方面的著作。
清末四大考古发现的内容
《春秋》：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
《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
《资治通鉴》：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由北宋司马光等人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21卷，包括《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是分国记载一些重要史事的国别史史书，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什么是正史？
正史是封建时代官方钦定为正宗的史籍，以各家对正史的注补校订之书为附庸。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至《隋书·经籍志》将《史记》、《汉书》等以帝王传记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居史部书之首，后世相沿不改。清乾隆年间，遂诏定自《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确定凡不经皇帝批准的史书不得列入。也就是说，凡是列入正史类的史籍，都是经过严格选择的，不是所有纪传体的史书都可以列入正史类。同时，历代列入正史类的史籍，也并非仅有纪传体史书一种体裁，一些编年体史书，在有些朝代也被列入正史之中。如《明史·艺文志》就以纪传、编年二体，并称正史。
什么是霸史？
霸史指凡记载称霸一方、割据一地的非正统政权历史的史书。霸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中，《隋书·经籍志二》中云：“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如《十六国春秋》，既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材料，也是北魏崔鸿所著的一部霸史。《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区分为十三类，有关十六国史的著作大都列入霸史类。
什么是别史？
别史是区别于正史、杂史，私撰纪传体记载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别史之名，创始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用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之书。其后《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有此项。
什么是杂史？
杂史泛指我国古代私家著述的史书，是以记载带有掌故性见闻为主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杂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杂史叙》中说：“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叙》认为杂史：“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由此可见，杂史大多可以成为正史的补充，尽管所记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有时并不一定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我们也可以借助杂史了解到一些事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在正史春秋笔法似的文字下面还隐藏了哪些历史真相。
清末重大文物发现一共三项，并非四大发现（周口店猿人遗迹属于民国时期）。
甲骨文，2，敦煌文物，3，汉晋简牍。
三大文物发现后的百年中，它们陆续成为了国际性的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简帛学。
简介：
一，甲骨文发现
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其子为还旧债而出售家中所藏古物，他所收藏的甲骨，于是在1902年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另外，刘鹗还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那里购得3000余片甲骨，从友人方若那里获赠300余片，又派儿子去河南购得1000余片，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大家。在好友罗振玉的建议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11月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此书从刘鹗所藏的甲骨中采用1058片，由罗振玉亲自选拓，其中伪刻5片，自重3片，倒置12片，甲骨反面有字而未录的有40片，骨臼有字而未录的有4片，虽然如此，仍瑕不掩瑜。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二，敦煌石窟发现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三，简牍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苏联等国。
尼雅、楼兰和敦煌等地出土的简帛,虽然均由外国学者率先整理和考释,但将其运用于历史 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应该首推中国学者罗振玉 和王国维。其代表作就是他们于1914年合著的 《流沙坠简》,以及后来王国维撰写的系列有关论 文。罗振玉简牍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汉简历书 的考订上,他从汉简历谱上记有初伏、中伏、后伏 和腊的现象,联系史籍所载,证明自秦德公开始的六 月三伏之节和冬日“腊祭”,在汉代已演变成“朝 野重伏”和“腊祭百神”的社会习俗。 ?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在变通《流沙坠简》分类方法的基 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 杂类等六大类,其中除信札和杂类外,其余四类又各细分为 若干小类,使分类更加详密。他把此前研究范围局限于考 释和零星的史地考证扩大到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 宗教文化等领域做全方位的研究上,将汉简当成完完全全 的史料,希望从这些直接史料中考订汉史。他在对居延汉 简作释文的基础上,考察了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 边郡的一些独特制度,诸如烽燧、官制、戍卒、屯田等,将 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中的事项个别提炼出 来,利用从简牍归纳出的记事内容,对其进行系统的考证,尤 其在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代的屯田与赋税问题以及烽 火制度研究等方面成果卓著。另外,他在屯田、客庸、符 传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获。
共同特点：
一是发现的遗物都是带文字的。甲骨文是距今约3500年前刻写在龟甲、牛胛骨和人头骨上的；孔子壁中书、汲冢竹书和西域汉晋简牍都是距今两千年前后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敦煌千佛洞的经卷是千八百年前书写在纸本上的。我们的先人开始在竹木，后来是纸张的载体上写下的文献和描绘的书画，原本汗牛充栋，可到我们后人去发现它们时，却已是朽去大半，少得可怜。如果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书不在一二千年前被发现，恐怕能不能保存到今天都是个问题；即便能保留到今天，能不能被我们发现同样是个问题。所以，当20世纪前后的这三次文物大发现，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中亚历史的文字性文物时，想要世界不受震动已不可能。古今中外文物考古发现的结果，有充分的理由辅证这种震动——那就是大概不少于95%的古代遗存发现是没有文字的，这是后话。
二是这些发现属于文物发现而不是考古发现。最简明直接的证据，就是它们被发现时，中国还没有考古这档子事。众所周知，考古学是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传入我国，这是三大文物发现2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学术界把它们定义为文物大发现，原则上没错。如果从专业上讲，考古发现就是用科学的手段获取古代实物资料的田野工作。再说得全面些，就是在获得资料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获取的资料进行整理和解读。换言之，文物发现基本上不是用科学的田野发掘手段获得资料的，像上面几个文物大发现中的破墙、盗掘、挖龙骨、劫掠等活动，最糟糕的就是把文物原来存放的状态破坏了，古人编缀的可顺序读通的竹简被搞得散乱了，古人放置在坑中的甲骨也被不少一心想找龙骨卖钱的人挖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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