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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与天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天文学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有历法的国家之一。远在5000多年前，我国就有了《阴阳历》，每年366天。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66年）时期，已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天文历法，当时采用的是《阴阳合历》，将闰月放在岁末，称为“十三月”。西周（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时期，天文学家用圭、表测量日影，确定冬至、夏至和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来指导农牧业生产。中国最早的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观察仔细、记录精确、描述详尽、其水平之高，达到使今人惊讶的程度，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中国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丰富的天文象现的记载。这表明远在公元前14世纪时，我们祖先的天文学已很发达了。举世公认，中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记载。中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记录的最好保存者。
中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 此外，西汉的落下闳改制了浑仪，这种中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几乎历代都有改进。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世界天文史学界公认，中国对哈雷彗星观测记录久远、详尽，无哪个国家可比。中国公元前240年的彗星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中国都有记录。1973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一座汉朝古墓内发现了一幅精致的彗星图，图上除彗星之外，还绘有云、气、月掩星和恒星。天文史学家对这幅古图做了考释研究后，称之为《天文气象杂占》，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彗星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各种形态的彗星进行了认真的观测，不仅画出了三尾彗、四尾彗，还似乎窥视到今天用大望远镜也很难见到的彗核，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是何等的精细入微。
秦汉时期的简帛古书介绍
风云激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了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士。士，在今天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是新崛起的，就特别有冲击力；因为有知识，这冲击力显得格外的大。整个春秋战国的五百年间，士的冲击波形成了一道特别壮观的风景线。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浪潮。
从本质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完全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这时期的百家争鸣，同样波及到了科学技术领域。
作为知识阶层的士，虽然直接从事科技事业的极少，但他们有着广博的学识，有着深邃的洞察力与思辨力，因此他们往往能入木三分地深入到科学技术的本质上，建立起独特的理论思想。正是这科学思想的理论大潮，不仅丰富了先秦时期整个科学技术的宝库，更是我国早期科学技术体系奠定的标志！
一、儒家科学思想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儒家从他们的老祖宗孔子开始，就是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愚夫子，他们与科学技术不仅毫不相关，而且还是一群顽固的反对者。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也不完全如此。
儒家确实鄙视大多的科学技术，把许多发明创造视为“奇器*巧”，但他们并不反对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医学等，早期儒家还将天文、数学等列入自己的教学内容中。
对科学技术的一些基本理论，儒家不仅予以重视，而且也有精辟的论述传世。
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儒家人物的独到见解。例如，他截然否定了天的宗教意味，认为天地万物只是“气”的演化产物，天也同样是有规律可寻的，可制而用之的。在荀子看来，科学的力量是远胜于一切的。
另外，像曾子对“盖天说”缺陷的质疑(见《大戴礼记?天圆》)、孟子对环境保护的论述(见《孟子?梁惠王上》、《离娄上》等)，都在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即使是孔老夫子，也曾总结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的科学生产规律。可见对于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必须作仔细的甄别，不能笼统而言。
二、道家科学思想
道家是先秦时期的“显学”(著名学派)，在当时与后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与科学技术相关方面，道家的一些理论颇具特色。
（一）有无相生，终始无穷的理论。道家认为：道是无生无死、永恒不变的，除此以外，其他一切事物都处于生死的演变之中，没有终结。《庄子?至乐》中的阐述虽然几乎没有什么是合于实际的，但它的思想却十分令人注目，李约瑟曾称赞为“非常接近进化论的论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二）顺乎自然，清静寡欲的思想。道家"无为"的思想人所共知，这种思想在大多的情况下被认为是过于消极了，但在养生学方面别有一番天地。道教认为，生命的保全十分不易，只有顺乎自然的无为清静，才能实现。这种无为，还必须不贪不侈，清心去欲。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道家独特的功法，主要有抱一、玄同、坐忘、心斋等等，以坐忘的影响最大。
（三）“道生论”的宇宙起源学说。这一学说出于《老子》，原文极其简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根据前人的研究，一是指气，二是指阴阳，三是指阴阳两气相冲(交)所产生的“和”气(也有人认为是阴阳两气相交而产生的天、地、人三者)。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包括天文学界)与整个社会上的影响极大，直到后来被“气生论”所替代，但“气生论”也是受此说的启迪而产生的。
三、墨家科学思想
在科学史上，墨家是建树最多、影响最大的学派。
墨家常年与平民、工匠为伍，并亲操其业，学派中本身就有许多人兼为精工良匠，因此，他们能够取得诸多的科学理论成就。
墨家在科学理论上的建树极其丰富，涉及范围广，开掘度深，立论创见多，是我国科学史上罕见的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哲学派别。
墨家主张观察、实践的研究方法，然后再进行理性的思考。
在宇宙观上，墨家主张统一性与多样性、同一性与差别性融合的整体观念。
在时空观上，墨家提出了时空无限的惊人之说，建立起了时空的四维观念。
在数学上，墨家对于“量”的概念，对于各种几何要素，都有精深的理论探索。
在光学上，墨家对于光影的变化、小孔成像、凸面镜、凹面镜、平面镜这三镜的成像，都有精辟而独到的分析。
在力学上，墨家对力的概念、力的平衡、静力、压力、弹力、拉力、引力以及杠杆、滑轮、斜面、轮子、劈等简单机械都有初步的理论阐述。
在物质结构上，墨家提出了"端"这一近似于原子的观念。
所有这些，墨家在理论上所体现出来的建树，都足以使现代的科学家们为之喝彩、赞叹。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更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与思辨能力的突出显示。
四、名家科学思想
战国时期的名家是一个很小的学派，但却十分的有声望，这是因为他们惯于推出一些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命题。
现在尚存的这些命题，有惠施的“历物十事”(载《庄子?天下篇》)、公孙龙子所著的《公孙龙子》，以及其他名家学者的命题33条(收于《庄子?天下篇》、《荀子?不苟篇》、《孔丛子?公孙龙篇》等)。
在这些命题中，大多与科学技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惠施“历物十事”中提出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南方无穷而有穷”、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离坚白”、其他名家学者的“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
名家的这些命题，表面上匪夷所思，在深层中却隐藏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名家实际上是一群逻辑思辨家，虽然他们也玩弄一些逻辑上的把戏，但他们对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等等的区分与感觉分析，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
名家与他们的这些命题，再次显示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与思辨能力是何等的超群出众。特别是在二千多年以前，足以使整个世界为之惊叹不已！
五、法家科学思想
法家有着特别强烈的实用感，他们重视科学技术也是如此。法家中的管子学派对科学技术格外青睐，在《管子》一书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广至宇宙，微至万物，都有涉猎。
《管子?幼官》中记载了一种全年三十个节气的历法，在现代学者中引起了特别的注目；《管子》对土地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缘，它的《地图》、《水地》、《度地》、《地员》、《地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同时还延伸到了农业、生物学领域，甚至在声学、数学等方面也有建树。
管子学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的贡献是极其出色的，这既是法家学派的荣耀，更是古代中国的荣耀。
六、兵家科学思想
兵家为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对气候、地形、地物、地图、各种兵器与信息手段予以格外的重视，与科学技术关系相当密切。只是兵家更重视实际的运用，在理论的研究上略为逊色，因此创见无多。
兵家对实际运用的重视，毕竟有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
七、阴阳家科学思想
阴阳家在战国时期的各家各派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这个特色就是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与宗教相融合，成为一个少有的宗教学术派别。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著名学者邹衍，内部又有方仙、月令、五运、兵阴阳、数术等分支派系，除了五运派以外，其他各支系都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
方仙道就是后世道教的前身，他们以长生不死为最高宗旨，因此在不死药的寻访与研制上下了极大的功夫。虽然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追求，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了医药学、养生学。
月令派专主时令节气的变化与五行、禁忌等关系，是后世皇历制作的先祖。虽然他们的重点是在宗教内容上，但对于时令节气毕竟还是有所研究的，特别是对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还是有作用的。
兵阴阳家将战争的胜负系于宗教的因素之上，固然只是一种迷信，但他们因此而对天象气候的观察，对地形、地况的探索，同样有着科学的价值。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彗星图29帧，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数术派就更为庞杂，对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有分派，天文上的成果更多些，而且学术水平相当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所给出的木、金、土三星的会合周期与恒星周期甚至在精确度上有超过此后所出的《淮南子》、《史记》等书的地方。
邹衍本人提出的宇宙观、五行终始说、“大九州“说，在古代中国影响巨大，而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样如此。
有趣的是，阴阳家虽然宗教意味浓厚，但他们的学说传入科学技术领域后，并没有给科学技术领域输入多少宗教的内容，没有造成多大的宗教影响。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后人去细细地品味！
八、杂家科学思想
杂家又是一个奇特的派别，他们不以独家之言而行世，而是以综合各家各派来形成一个企图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
杂家在战国时代的代表性著作是《吕氏春秋》，也可以说是《吕氏春秋》开创了杂家这个派别。
杂家在学术界(包括科学技术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保存了诸多学派的成就。特别是许多学派的成果在历史的风云变迁中逐渐佚失之后，杂家保存文献的功绩更是居功至伟、德行无量。
后人见到的《吕氏春秋》，果然是记载丰富，内容广博，而其中的许多部分也确实原著早已失传(有的可能连原著也没有)，这就是他们的功绩。
《吕氏春秋》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几乎是无所不至，绝大多数可说是独家记载，因此，它的价值也就格外的不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理论上得到了系统的、全面的升华，使得一般的、具体的技术上升为科学形态。在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奠定上，作为知识阶层的士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后世的人们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书籍），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古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即私学），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二）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三）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四）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负责刑狱之事）、司寇（掌管刑徒役作）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五）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掌管土地民人）来掌守。（六）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七）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即司空）系统的农官有关。> >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易》）、典谟训诰（《书》）、诗歌（《诗》）、礼仪（《礼》）、春秋（《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一）、（二）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七）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一）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三）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含《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即作者），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是创造发明者）、“述者”（继承保存者）、“撰著之人”（撰人是将古书选定、编定之人，著者是写书的人，他们比较接近今天所说的“作者”）之别，故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大题）和篇名（小题）。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即多取首句二字以为书名）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或称《太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史记》）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图书分类目录），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 （一）六艺类（相当《汉志》“六艺”、《隋志》“经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 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gmw?cn/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 （二）诸子类（相当《汉志》“诸子”、《隋志》“子部”）。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荀子》等（李零认为《论语》、《礼记》等应出经入子），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 （三）诗赋类（相当《汉志》“诗赋”、《隋志》“集部”）。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 （四）兵书类（相当《汉志》“兵书”、《隋志》“子部”兵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 （五）数术类（相当《汉志》“数术”、《隋志》“子部”天文、历书、五行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星气之占），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专门从事时日占验的人）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与历忌、择日有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用烧灼龟甲来占卜）、筮占（用摆蓍草来占卜）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驱鬼、除邪、禳福）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类似后世的风水家）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 （六）方技类（相当《汉志》“方技”、《隋志》“子部”医方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特殊的饮食法）、行气（也叫“服气”、“调气”，类于今天所说的“气功”）、导引（配合有呼吸方法的体操）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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