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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简称《聊斋》，是中国清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记录奇异的故事，下面我收集了相关的内容，供大家欣赏。
创作背景
蒲松龄一生贫困潦倒，但这样的经历恰好对他创作《聊斋志异》这样的文学巨著十分有利。他个人科场蹭蹬的不幸固然可悲，但他却由此而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促使他把满腔孤愤倾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揭露和抨击科举弊端作为《聊斋》的重要内容，并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应试士子形象。
三十多年的农村教书先生生活对他的创作也极为有利：一方面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有林泉之胜可以陶冶性情，丰富的藏书可供他研习学问，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使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恰当的机会搜集民间传说，整理加工聊斋故事。
他去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活也为创作《聊斋志异》作了一定准备。南方的自然山水和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幕僚的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特别是官僚缙绅和下层歌妓，为他在《聊斋》中塑造各种官僚豪绅和众多女性形象打下重要基础。
此外，蒲松龄从小就喜爱民间文学，喜好搜集民间奇闻异事。他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而且直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这是他采用充满奇幻色彩的花妖狐魅故事来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
作品鉴赏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鲁迅说：“聊斋志异虽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 前”（《中国小说史略》）。这里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一书而兼志怪、传奇二体的特色。“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能简单理解为“用传奇的笔法，去表现志怪的题材”，其实，蒲松龄对志怪传统和传奇笔法，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1、《聊斋》对志怪题材的继承和发展
六朝志怪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内容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聊斋》虽然也写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为的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孤愤”，在内容的深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传奇。
2、《聊斋》对传奇笔法的继承和超越
鲁迅认为，唐传奇“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唐传奇比之六朝志怪，除了题材内容的发展之外，特别是在艺术上的超越。从情节结构上，它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发展到丰富曲折、首尾完整的故事；在语言文字上，从志怪的简率古朴、粗糙平板发展到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在表现手法上，从六朝志怪单调平板的如实记述发展为“尽设幻语”的委婉叙写。
《聊斋》对传奇笔法的超越：
《聊斋》除了对唐代传奇情节曲折、叙写委婉、文辞华丽等特点的继承，有又对其的超越，具体表现 在：一是从故事体到人物体，注重塑造形象；二是善用环境、心理、等多种手法写人；三是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
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
《聊斋》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一折，变化无穷；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有奇。曲是情节的复杂性，奇是情节的虚幻性，曲而不失自然，奇而不离真实，这是《聊斋志异》艺术力量之所在。
手法多样，塑造形象
1、赋予花妖狐魅形象以“物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聊斋志异》所写鬼狐花妖，作家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它们某种自然性，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从而显得牛趣盎然。如虎精苗生的粗犷(《苗生》)，牡丹精葛巾的芳香(《葛巾》)，蠹鱼精素秋的善读书(《素秋》)，鼠精阿纤的善积粟(《陶纤》)，蜂精绿衣少女的细腰(《绿衣女》)。这就不仅使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而且使读者有鲜明的形象感受。
2、通过主要特征和生动细节写人。
《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例如写婴宁，作家抓住她爱笑、爱花两个特征，加以反复渲染，于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王子服初见她时，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掩其口，笑不可遏"，或大笑、纵笑、狂笑，或忍笑、浓笑、憨笑。每一笑又都与拈花、簪花、攀花、种花的行为相配合。作家写婴宁这两个特征，正是为了突出她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痛恨丑恶行为的的性格。花，是大自然的美，笑，是人间的美，她兼而爱之，作家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此外像小翠的顽皮(《小翠》)，小谢的调皮(《小谢》，青凤的庄重(《青风》)，孙子楚的痴情(《阿宝》)，乔生的真溅(《连城》)，杨万石的懦弱(《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小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作家用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三、《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文言文的简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冯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又如《镜听》中写郑家兄弟赴考之后，妯娌人正冒暑在厨房做饭。“忽有报骑蹙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日：‘大男中试炙，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这里的“汝可凉凉去”，“侬也凉凉去”，都是口头语，用在这里，突出了郑母与次妇的性格，十分生动，如闻其声。《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翩翩》，写翩翩与花城娘子两位**调笑：“一日，有**笑入，目：‘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 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这里把古语、俚语，熔铸成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聊斋志异》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
作品评价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8]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9]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 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 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 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10]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代文学家。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书香家庭，但功名不显。
父蒲盘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
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
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后家贫，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
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 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 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
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
6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
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 语录 》、《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一位友人的父亲是位书法大家，我沾光得到了一幅字，是蒲松龄的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参加过几次乡试举人考试？有据可查的有六次。从19岁县、府、道秀才考试三试第一，到乡试考场落魄50余载，从少年才俊熬成了耄耋老汉。最后，还是在会心朋友王渔阳的弟子黄书琳任提督山东学政的时候，在黄书琳的关照下，在青州岁贡考试中，被破例补为岁贡生。得到这个有后门嫌疑的岁贡生后，蒲松龄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滋味，写下《蒙朋赐贺》诗：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按说，以蒲松龄能够写出《聊斋志异》的文才，加上破釜沉舟、卧薪尝胆的50余年六次考试，总不至于每战皆败？
因为《聊斋志异》的缘故，蒲松龄名气很大。说起科场落魄，自古以来有些人说是运气差，有些人说是不善于考试、临场发挥差。也有迷信的人说是，整天聊鬼狐精怪，不符合正统，必然在考卷文字笔下有所体现，在推崇儒家入仕的正统体制下，文章入不了考官的法眼。
上联写项羽自小志向大，在秦朝末年风起云涌的抗秦诸侯中终成灭秦的最大功臣，一时权倾天下，分封诸侯。但是由于没有笼络人才，让天下归心的格局和境界，最终自刎乌江，把天下拱手相让。
下联写越王勾践在吴国强大要灭越的时候，忍气吞声，卧薪尝胆，终于最后复国成功。复国成功之后，由于格局和境界的限制，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富贵，范蠡功成身退，文种被诛。最后，在战国时代，国祚不昌，其后国破。子孙由越逃窜如福建山中，是为百越。
这两位在老蒲秀才看来的历史成功人士，都是由于格局和境界的限制，风云一时，却不能保持长久。古语说，逆取顺守，说的是夺取天下是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成功，而要坐稳天下则要有天下的格局和境界。
老蒲欣赏他们的成功，不谈他们的身后事，反映了老蒲急于成功的心态。落第后的自勉联，就是把科举考试及第当成了唯一考衡人生成败的标准。
实际上，人生成功的衡量有许多方面。从老蒲的经历来说，恰恰是无心插柳的聊斋闲话，让他成为了不朽的文学大师，鬼狐志异文学的一座山峰。而有多少科举考试的状元，有什么他们的著作被历史记住呢？如果说，人生三不朽，老蒲从立言传世来说，老蒲是不朽的，是成功的。
当世之时，老蒲能够受到天下名士王世贞的青睐，最后由王渔阳的弟子黄书琳来指点、帮助老蒲在72岁时得到科举考试的安慰，得到一个岁贡生的名分，也正是得益于《聊斋志异》。
如果，老蒲知道历史是这样轻看他终生孜孜以求的岁贡生功名，这样高看他的插柳之作《聊斋志异》，在有生之年心里会得到莫大的安慰，也许会创作出几部续集来，那才是文学之幸。
蒲松龄因为家境清寒，把通过科举考试的成功来改变现状当成了唯一目标。确实作为学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谁都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考试及第。
在19岁三试第一的盛名之下，蒲松龄在急于成功的压力之下，导致临场考试心理压力过大，这是肯定的。一次失败的心理叠加，到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心理更加紧张，变成了下旋叠加效应。没有跳出这个屡战屡败的下行循环，50余年六次考场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古代学子在一篇或几篇文章定胜负的科举考试中，偶然性随机性有很大成分。如果看透了人生的局限，看清了科举考试的偶然性，采取另一种生活途径，也许生活轨迹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清末的左宗棠走的就是另一个路子，也同样功成名就，成为清朝中兴三杰。与三杰中曾国藩，胡林翼，早早就进士及第，因才引起朝廷和皇上的注意不同，左宗棠在20岁中举人之后，也是屡试不第。索性不再专注功名，不再专攻八股文章，转向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然后，用自己所学去给骆秉章当师爷谋生，同时也是在锻炼自己的才干。
左宗棠在布衣平民的时候就注意向良师益友学习，以诸葛亮自许为“老亮”，有这样的境界和格局，注定不会为埋没。林则徐过境停留，左宗棠以布衣求见，同堂堂国士林大人畅谈天下大事，以至于林则徐把新疆的土地勘察情况倾囊相授，期许这个年轻人可以为将来新疆出力。同在朝为官的曾国藩，胡林翼一众干事创业的好友书信往来，相互期励。终于在天下大乱，需要破格启用人才挽救危局的时候，由曾国藩上奏任用为已经在太平天国手中的浙江巡抚。从此开始了建功立业的征程。
如果左宗棠抱住科举的正路子不放，专注于八股文章，哪里有时间去钻研经世致用的学问？也许，世上多了一个考了几次才中的进士，少了一个中兴名臣左宗棠。
如果老蒲把注意力从科举考试定成败上挪开一段时间，出去交交友、扩大一下朋友圈，也许会改变一下自己的格局和境界；或者把注意力向左宗棠那样挪向经世致用的学问，留意农事，遍读群书，也许以老蒲之才没准让自己耕读之家家底变厚实一些。然后，在耕读之家的熏陶下，荫及子孙，后代出个举人什么的也说不定。
也可能在经世致用的实践中，把书本上的学问用生活的酵母催化出新的体悟，回来再看书，就不是原来那番光景。换个层次，换个角度，再写文章，没准撞到哪个经世致用考官的法眼，也可能一下子惊呼为人才，就中举了。
世上有许多人像蒲松龄那样经常处于逆境当中，人生不同阶段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所以不利环境对于人生来说是常态。学会善处逆境，是一个人人生的必备功课。
有的人原生环境好，起点就是高，但也必须丰富经历才能惜福；看到特朗普五岁的外孙女会画画，能秀中文，某些方面会超过国内同龄的儿童。在网上看到，5岁的小孩，有照顾弟弟的，有在厨房劳动的，有上中文课的；人家原生起点那么高，还那么拼，也还在按照孩子的成长规律丰富经历。这也是特朗普的孩子个个成才的原因。反观，国内家长溺爱孩子，大多数家长不忍心让孩子吃苦受罪，这就是孩子教育观念的不同。
有的人在困顿当中厚积薄发，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化不利环境为有利环境，是因为转换了心境。当人生处于一定环境中无法改变的时候，就需要改变心境。就像山不转水转，爬不上去就绕过去。
王阳明在被贬谪贵州不毛之地龙场驿为从九品的驿丞时，正是其心学的发酵期；苏东坡在被贬谪海南岛时，从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发明了东坡肘子。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人类最不可思议的特质，就是具有一种“化不利为有利”的力量。在中国的《易经》当中，有否极泰来之说，把寓意不利环境的否卦和寓意有利环境的泰卦放到一起，寓意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是在不断转化之中。当久处舒适环境当中，人们会因为满足而失去创造力和应变能力，就会向不利方面转化。当久处困境当中，如果困心横虑磨练英雄，一旦机遇来临，就会厚积薄发，乘势而上。
而有没有化不利为有利的能力，就是生活的智者与凡人的区别。
有感于朋友父亲的赠联，胡聊八道，乱说一气。不过，谢意是由衷而发，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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